大医精诚 ：五十八载春秋，书写在病床旁的“仁心”答卷

作者：席会凯，1943年出生，1968毕业于上海铁道医学院并分配到广西南宁铁路医院，1970年服从组织安排调动至上饶铁路医院，2003年10月退休后返聘工作至今；连续多年被上海铁路局、南昌铁路局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职工”“优秀共产党员”。

 我常常问自己，什么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华佗再世的医术，还是誉满杏林的名声？行走在这条医路上五十八年，岁月给了我答案。它不在锦旗牌匾之上，而藏在患者康复后的一句真诚感谢里，藏在将生命从死亡边缘拉回时那如释重负的欣慰中，更藏在无数个清晨与深夜，奔走于病房与诊室之间，脚下那条被磨得发亮的路途上。如果非要为我这从医五十八年写点什么，我想，那不过是“心系病患”四个再朴素不过的字。

我的从医之路，始于1968年，从上海铁道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南宁铁路医院，服从组织安排于1970年来到上饶铁路医院。初来乍到，我惊讶地发现，医院里有一批老前辈，他们或许没有耀眼的学历，但人人身怀绝技，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像傅捷、鲍才良、侍培生、邵恩德这些名字，至今仍在我心中闪亮。他们对待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份无私的关怀与精湛的医术结合得浑然天成。那一刻我明白了，医学不仅是科学，更是“人学”。这些前辈，就是我身边最鲜活的教材，是我医学生涯中第一盏，也是最亮的一盏明灯。我毅然放下所谓“科班出身”的架子，虚心求教，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仁心”。

于是，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变成了简单的两点一线：医院和家。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佳节团圆，这个习惯，我一坚持就是五十八年。每年除夕，家里的年夜饭总是吃得匆匆。放下碗筷，我必然要回到病房，去看望那些因病不能回家的患者，向他们道一声“新年好”。看到他们惊讶又感动的神情，我总觉得，这个年，才算过得圆满。这个小小的仪式，早已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常对年轻的医生说，我们要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他们的痛苦与期盼，我们必须感同身受。

 行医之初，我便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规矩：一不收病人红包，二不赴病人宴请。这并非清高，而是我深知，医生与患者之间，一旦掺杂了金钱与利益的纠葛，那份纯粹的信任便有了裂痕。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正如士兵应该保卫疆土，教师应该教书育人。

 几十年来，退回的红包早已不计其数。记得有一位从贵溪来的危重患者王某，家属两次送来红包，都被我婉言谢绝。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信任和配合，就是给我最好的‘红包’。”也有家属将钱悄悄塞进我抽屉，我发现后，总是立即冲到缴费处，将钱直接存入患者的住院账户。这些事，本不值一提。但有一次，一位农村来的患者，好不容易凑齐的钱被偷了，焦急万分。我得知后，立刻拿出自己的钱，让他先去取药，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而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兄弟。医者父母心，这“父母”二字，是责任，更是本能。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和1994年的两位外国患者。一位是来华商务的日本朋友，突发中毒性菌痢、感染性休克，病情危殆。经过全力抢救，他康复了。临别前，他和同事真诚地表示，要送我“四大件”（彩电、冰箱等）以表感谢。我笑着拒绝了。后来，他们从日本寄来感谢信和一个电子血压计。信中说，是我们的救治，让他们得以平安回国，也加深了对中国的友谊。那个血压计，因为对诊疗有帮助，我留了下来，至今仍在使用，它时刻提醒我，医者的尊严与价值，超越国界与物质。

图为日本患者得到救治并寄来感谢信

另一位是患有严重空洞型肺结核、反复大咯血的越南妇女，在越南已被宣告希望渺茫。她慕名而来时，骨瘦如柴。我们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经过数月精心治疗，她病情稳定，体重也增加了。出院时，她执意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按住她的手说：“这钱你留着，后续治疗更需要它。你能健康回家，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她回国后写来感谢信，信中的话语让我热泪盈眶：“你们是世界最可爱的人！”这份来自异国他乡的认可，比任何奖项都更沉重，也更光荣。

越南患者寄来感谢信

同事们开玩笑叫我医院的“活字典”。这个称呼，我受之有愧，但它背后，是我对“学无止境”四个字的终生践行。我深知，医学瀚海，无边无际，一丝懈怠，可能就意味着对生命的辜负。所以，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养成了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的习惯。一盏台灯，几本厚厚的笔记，陪伴了我无数个夜晚。上海进修期间，我抓住一切机会去听陶清、陈灏珠等大师的讲座，下夜班再累也要赶去，记下的笔记有几大本。我坚持阅读《健康报》《大众医学》，每期的知识竞赛题，我一定做完、核对、弄懂错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即使退休了，我依然每周参加学术活动，看到报纸上的好文章，还会剪下来，拿去“考考”年轻医生。有人说：“席主任，您都这年纪了，还学什么呀？”我说，医学在进步，病毒在变异，昨天的知识可能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只有不断学习，我心里才踏实，面对病人时才不慌。

正是这份持续的积累，让我在关键时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我们医院还没有心脏彩超的年代，我曾用听诊器诊断了十余位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这些患者转到上海等地大医院后均被确诊并进行瓣膜置换术治疗好转；曾经有一位被多家医院诊断为普通高血压却久治不愈的年轻女孩，我测量她四肢血压发现异常，果断判断是罕见的“大动脉狭窄”，后经确诊手术，她得以痊愈；2011年，面对一位发热、血小板减少的农民患者，我凭借知识储备，怀疑是罕见的“新布尼亚病毒感染”，最终确诊为我省首例，为救治和防控赢得了先机。

时光荏苒，2003年10月，我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我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对患者的牵挂，让我无法真正离开。于是，在退休的同月，我便接受了返聘，继续在原单位贡献我的余热。很多人劝我，该歇歇了，享享清福。但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身白衣，舍不得熟悉的消毒水味，更舍不得那些信任我的患者。只要我身体允许，脑子还清楚，我就想站在临床一线。每周的门诊、病房大查房，雷打不动。看到年轻医生和实习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席会凯亲自指导年轻医护人员

医院就是我的家，这里的同事、后辈，都是我的家人。20世纪70、80年代，医院人员紧张，有一批子弟顶职、部队转业的同志，医学基础薄弱。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时间，我就用下夜班、晚上的休息时间给他们上课，从最基础的心电图教起，办了六期培训班。看到他们从一无所知到独当一面，成为医院的中坚力量，那种喜悦，不亚于治好一个疑难杂症。

从事医疗工作至今已整整五十八年，回望来路，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尽力做好了“医生”这份本职工作。古人说：“业医者，活人之心不可无，而自私之心不可有。”这句话，我奉为圭臬。

“过去获得的荣誉只能证明过去，一切都应从今天开始。只要我干一天，我就要干好每一天。”这是我常常告诫自己的话。患者的笑容，是我最好的奖章；年轻的医生能茁壮成长，是我最大的欣慰。

最后，我只希望人们记得的，不是某个专家、主任，而是一个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尽力做到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普通老医生。这，便是我五十八年医路，最无憾的人生。